这是我五年前的一篇旧作，今天看来仍有意义。其实，纪实摄影是我永恒的追求，我之所以喜欢用传统机器和黑白胶片拍摄，很大程度上还是缘于我的“核城人”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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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城人"我永远拍摄不完的专题》

                                         


　　　
　　
　　我和核城是有缘的，八十年代末期在我刚步入人生的青年时期的时候，我坚决选择了从军的道路。当兵，对与一个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青年来说意味着将要进入成市，过上与农村人截然不同的日子，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的。

      通过严格的目测、体检、政审，我被确定为一名即将赴军营的新兵，高兴的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就连左邻右舍的大人小孩都投以羡慕的目光。甚至一个比我大五六岁的青年做我母亲工作要替我去服役。

      母亲坚定地认为我应该好好上高中，将来像父亲那样考上学脱离农村。这是她为我设计的一条人生之路，可我说什么也不愿意。母亲还是在《兵役法》面前屈从了我的意愿，我如愿以成为一名武警战士。从此，我的人生道路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也因此与核城结缘了，发展到了现在的不能分离。

      核城，如果说它是一座城市，那确实是夸大其词，从它的表面看它还不如一个乡村小镇，如果从核城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来尺度它，它的确有任何城市都不可替代的作用。

    它曾经让亿万中华儿女为之动情的流过泪，它改变了中华民族受屈辱的历史，六十年代它使得貌似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不敢对这个亚洲“穷国”轻易妄动......，这就是核城。直至现在我自认为对核城的认识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后悔没有将与核城接触后的历史用摄影的手法记录下来。

      我做梦都想认识核城，更想了解核城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我曾寻思着选择一种方式将核城普通人的生活永驻在我心中，或者留驻在底片上，在我步入暮年之际，记忆力减退不能完全回忆核城的时候，我可以随手翻开珍藏的图片，回忆过去，品味人生，我想一定是一件很幸福和惬意的事。

    我也清醒的认识到，核城的历史不是一部简单意义上的历史，它是一部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活教材，能教育和激励后来人发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作用。

      记录核城的历史已经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爱好或工作，而是核城有志青年的神圣职责，这种任务和职责与我现在肩负的保卫核城安全的使命是同等重要。

      我最终选择了用摄影的方式记录核城人。

      已故著名摄影家侯登科缘于对和他一样的农民兄弟的深情厚意，才把拍摄农民作为他一生的选题，他的《新帽》、《麦客》、《黄土地上的女人》等作品，使我过目不忘、联想偏偏，甚至让我对人生的态度、荣辱的标准、成功与失败等有了新的认识和追求。云南摄影家吴家林在完成拍摄职务作品的同时，把用影像记录《云南山里人》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摄影，现在看来他的选题是世界上最伟大正确的，要没他的《云南山里人》专题怎能走出国门，与马克吕布等世界摄影大师的作品一同在纽约国际影展上出现，受到国际同行的大加赞赏。

      侯登科、吴家林、王福春、胡武功等国内知名纪实摄影家，他们无不例外的将身边的普通人作为拍摄的主题，受到了历史和读者的认可。

      说来简单，我和大部分摄影爱好者一样，曾一度偏面的认为拍摄核城就要记录发生在核城的大事、要事和核城的名人、名角。通过一段时间的实际拍摄，当我回过头来认真审视自己的所谓作品时，我才慢慢地反应过来，这其实不是什么作品，而是一些程式化的、令人烦厌的、不被大众所接受的、根本没有什么生命力可言的简单记录，我也深知自己摄影知识的浅薄，对纪实摄影的理解和掌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纪实摄影理论的认知，掌握纪实摄影的拍摄手法是我拍摄核城人专题的当务之急，可客观条件给了我学习摄影的途径是有限的，驻地信息闭塞，与国内名家交流对我来说好象就是白日做梦。无赖之下，我想到了向书本、报刊和名家的作品集学习，于是，在认真阅读手头有限的报刊资料外，我还到处联系邮购国内名家的纪实摄影作品集。

      为了购买候登科的《麦客》，我冒昧用四处查找的通信地址，给浙江摄影出版社的老板葛卫卫同志写了一封求助信，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葛总编辑收到信后的第二天上午给我打了电话，很遗憾地对我说此书由于出版多年了没有库存。她的真情举动使我感动地连说了不知多少个谢谢才挂上电话。

      总算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汉武帝将一杯御酒倒如清泉奖赏士卒的西域之地----酒泉与一位好心的书商相识，在他的帮助下顺利购得了王福春先生的《火车上的中国人》和广东摄影家张新民先生的《流坑》两本书。

       王福春先生的《火车上的中国人》是我实践纪实摄影的最好教材，王先生用世界上最好的相机----莱卡mp-4配上莱卡m系列35f1、4的经典镜头，把中国人在火车上真实的生活状态用古朴厚重的黑白胶片表现的淋漓尽致，使我彻夜不眠，恨不得半夜跳下床拿起我那心爱的fm2尽情拍摄核城人，可我还是稳住了自己激动的心情，一遍又一遍地告戒自己，《火车上的中国人》之所以类获大奖，其原因不外忽选题独特新颖、镜头语言应用得当，而且扎实过硬地黑白暗房功力为整个专题的拍摄起到了根基的作用，这与现在年轻一代摄影人只会操作数码、只会前期拍摄而不愿涉足或不会后期暗房制作形成了鲜明对比。

      王先生把火车上复杂光线下的爆光和显影处理的如此恰到好处，至少在技术上是让人折服的。难怪他的作品影调丰富、黑白灰搭配恰当，使人过目不忘。

      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苦求索和不断总结，漫漫地我也明白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那就是：学习，即多看名家的作品、多琢磨名家的拍摄技巧；实践，即多拍摄总结、多思考挖掘，除此之外别无捷径可走。

      侯登科、吴家林、王福春、胡武功等国内知名纪实摄影家给了我拍摄核城人专题巨大力量。

      我在确保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以最大精力专心致志拍摄核城人专题。

      核城人永远使我拍不完的专题。